（一）數字化轉型為什么是一場產業革命，而不僅是技術革命？

數字化轉型的核心關鍵是新一代信息技術革命引發的產業革命，而不僅僅是技術革命本身。從歷次產業革命的發展來看，出現顛覆式的新科技革命，是產業革命爆發的起源，但只有在技術、資本、人才、應用、市場、政策等諸多要素協調作用下，產業體系才會不斷解耦、融合和重構，才能深刻改變生產方式、組織模式和價值體系，最終觸發產業革命，才可為經濟社會開辟新的發展空間，產生更大、更深遠的影響。當前，以新一代信息技術為代表的技術革命帶來了數字化轉型的重大機遇，但誰能抓住數字化轉型的機遇，率先完成產業革命，重新定義產業發展方式、規則和秩序，誰才能搶占新一輪產業競爭的戰略制高點。

【Note】

如圖5所示，第一次工業革命，蒸汽機技術出現是主要標志，但產生更深遠影響的產業革命里程碑是工廠制代替手工作坊制。第二次工業革命，電氣技術出現是主要標志，但產生更深遠影響的產業革命里程碑是基于專業分工的大規模生產模式崛起。第三次工業革命，信息通信技術、新材料技術、生物技術等出現是主要標志，但產生更深遠影響的產業革命里程碑是高技術產業成為主導產業并全面融入傳統產業，加速形成了經濟全球化格局。當前，全球科技創新進入空前密集的活躍時期，新一代信息技術呈群體性爆發式發展，與傳統產業深度融合，正在引發新一輪數字生產力和生產關系變革，正在并必將全面推動傳統產業體系加速實現系統性創新和重構。

 

圖1　產業革命發展歷程及特征

（二）產業體系為什么要從縱向封閉結構向橫向層次化結構演變？

基于能力平臺，向下賦能產業資源按需配置，向上賦能以用戶體驗為中心的業務生態化發展，提升應對不確定性的自適應能力和水平，是數字經濟時代發展的必然要求。以物質經濟為代表的規模經濟時代，基于企業（組織）、產業等邊界構建的基礎設施（資源）、業務能力和業務活動這一縱向封閉結構必將被打破。以數字經濟為代表的范圍經濟時代，新型基礎設施（資源）、能力平臺、業務生態解耦后，將實現在產業內、甚至跨產業分層整合和協同發展，逐步構建形成新型基礎設施（資源）共享化、能力平臺化、業務生態化分層發展的新型產業結構。

【Note】

數字化轉型是一個系統性創新的過程，為應對快速變化的市場環境以及轉型創新引發的高度不確定性，新型基礎設施（資源）共享化、能力平臺化、業務生態化分層發展成為必然。

一是新型基礎設施（資源）共享化。伴隨市場環境的快速變化，企業（組織）需要調度和配置的新型基礎設施（資源）也不斷擴展并動態調整，重資源投入越來越不符合數字經濟的發展范式，將很難通過長周期運營回收成本，因此通過資產、人員、資金等資源數字化和數據資源建設，并依托數字能力進行按需調用，實現全企業（組織）、全行業乃至全社會的資源動態配置與共享，其重要性和必要性日益凸顯。

二是能力平臺化。企業（組織）在長期規模經濟發展方式下，基于技術壁壘構筑了“煙囪”式的縱向封閉式體系，業務與能力無法分割，專業能力只能支持某種特定業務，造成業務模式固化，很難改變。通過推動能力的模塊化、數字化和平臺化，能夠支持各類業務按需調用和靈活使用能力，大幅提高能力對應價值點的重復獲取，實現價值增值。

三是業務生態化。基于能力平臺支持企業（組織）內、企業（組織）間以及全社會的業務合作，能夠推動企業（組織）按需組織生產服務、按需確定合作伙伴、按需提供個性服務，構建開放價值生態。

【Case】

1．新型基礎設施（資源）共享化

阿里云、騰訊云、華為云等IT計算和存儲資源共享，菜鳥云倉、共享充電樁等設施資源共享，靈活用工、雙創等人才資源共享以及大數據中心等數據資源共享。

2．能力平臺化

小米科技有限責任公司依托IoT平臺打造連接家與未來的物聯網生態鏈，賦能產業上下游協同發展；海爾集團公司打造全產業全要素創業平臺，開放用戶、產業鏈、工廠等資源，賦能小微企業和創客開展創新創業；北京字節跳動科技有限公司基于內容創作能力平臺，賦能用戶圍繞內容開展價值合作等。

3．業務生態化

基于小米能力平臺，構建“硬件+新零售+互聯網”智能家居生態；基本海爾能力平臺，打造“眾創—眾包—眾扶—眾籌”智慧生活產業生態圈；基于抖音能力平臺，形成內容營銷創新商業新生態等。

 

（三）數字化轉型為什么應該作為企業核心戰略？

當前，順應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把握新一代信息技術引發的產業革命窗口期，加速產業數字化轉型，重構產業競爭新格局，實現換道超車是千載難逢的重大機遇，是大勢所趨。只有順應世界產業革命大勢，與國家數字化發展戰略同頻共振，應勢而動，順勢而為，將數字化轉型作為企業（組織）核心戰略，構建數字時代新商業模式，開辟數字經濟增量發展新空間，才能更快更好地實現高質量可持續發展。同時，數字化轉型也是加速高質量發展的核心路徑，通過發揮數據要素的創新潛能，打造數字新能力，能夠有力地推動從需求側管理轉向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規模速度型轉向質量效益型，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以及推動新一輪高水平對外開放等戰略執行落地。

 

【Note】

企業發展戰略重點應該隨著國際國內產業變革趨勢和國家重大戰略導向而確定，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是我國企業轉型發展面臨的宏闊時代背景，要求企業緊抓新一代信息技術帶來的產業變革歷史性機遇，走出一條從跟跑到并跑、領跑的新發展路徑，提高應對復雜性和不確定性的能力，順應并主動把握數字經濟變革引發的顛覆式創新。

一是由需求側管理轉向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是……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對于企業而言，就要找準在全球供給市場上的定位，以更高價值的產品和服務供給，提升在供應鏈、產業鏈、價值鏈中的地位，培育競爭合作新優勢。數字時代的高價值產品和服務供給就是要從提升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出發，利用數字技術以更快的技術創新迭代周期、差異性更大的定制化服務、更小的生產批量以及更快適應不可預知的供應鏈變更中斷，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開辟發展新空間。

二是由規模速度型轉向質量效益型。黨的十九大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對于企業來說，就是從“規模”要效益轉向從“質量”要效益，原來從“規模”要效益的方式追求高效率、低成本的規模化，多樣性會造成“規模效應遞減”，追求創新和高質量總體上屬于“不經濟”的選項。而從“質量”要效益從根本上來說就是從“低成本傳統優勢”走向“價值增值新路線”，以數字技術提升多樣化效率，開拓成本不敏感型范圍經濟新模式新業態，使得價值增長不再單純依靠低成本、差異化，而是價值復用和倍增。

三是由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依靠要素和投資驅動了超過40年的高速發展，創新是我國從大國走向強國的源動力，按照熊彼特理論，創新就是將各種要素形成一種新的組合，帶到生產體系中，變成實實在在的生產力。數字時代數據成為驅動轉型創新的核心要素，數據不僅能轉化為現實生產力，還能夠充分激發現有資源要素潛力，促進資源在不同用途之間合理配置，使各類要素邊際生產率達到最高，各類要素的邊際報酬達到最高，實現各類生產要素投入產出效率最大化，為生產力提升帶來持續強勁的動力來源。

四是推動新一輪高水平對外開放，形成中國方案中國路徑。2020年8月，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對外開放是基本國策，我們要全面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形成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在全球物質經濟發展遇到天花板的情況下，對于我國企業而言，推進更高水平對外開放，關鍵在于利用我國推動產業數字化、數字產業化的綜合優勢，抓緊探索出一條數字經濟增量發展的“中國模式”，為全球經濟破除增長瓶頸，開辟發展新空間提供“中國方案”，更有力闡釋“命運共同體”理念。

 

（四）數字化轉型能給企業帶來哪些價值？

按照業務創新轉型的方向和價值空間大小，數字化轉型帶來的價值可分為三個方面：生產運營優化、產品／服務創新和業態轉變。一是生產運營優化，主要為基于傳統存量業務，聚焦內部價值鏈開展價值創造和傳遞活動，通過傳統產品規模化生產與交易，獲取效率提升、成本降低、質量提高等方面價值效益；二是產品／服務創新，主要為拓展基于傳統業務的延伸服務，沿產品／服務鏈開展價值創造和傳遞活動，通過產品／服務創新開辟業務增量發展空間，獲取新技術／新產品、服務延伸與增值、主營業務增長等方面價值效益；三是業態轉變，主要為發展壯大數字業務，依托與生態合作伙伴共建的開放價值生態網絡開展價值創造和傳遞活動，獲取用戶／生態合作伙伴連接與賦能、數字新業務和綠色可持續等方面的價值效益。

【Note】

一是生產運營優化。該類價值效益相應的業務體系本身一般不會有本質性的轉變，主要通過數字技術對傳統存量業務的改造優化，提升傳統產品的規模化生產與交易水平，進而實現效率提升、成本降低、質量提高等價值效益。通常，該類價值效益在企業（組織）關鍵業務數字化的基礎上就能實現，相對容易獲取，但由于門檻不高，容易進入存量競爭。

二是產品／服務創新。該類價值效益相應的業務體系仍然保持總體不大變，伴隨著傳統產品市場加速從增量走向存量，越來越多的企業加快運用數字技術，通過產品／服務創新，拓展基于傳統業務的延伸服務、增值服務，進而獲取增量發展空間。通常，企業（組織）在其關鍵業務均實現數字化的基礎上，只有進一步沿著縱向管控、價值鏈和產品生命周期等維度，實現關鍵業務線的集成融合的情況下，才能更為順利地獲取新技術／新產品、服務延伸與增值、主營業務增長等產品／服務創新方面的價值效益。

三是業態轉變。該類價值效益相應的業務體系通常會發生顛覆式創新，主要專注于發展壯大數字業務，形成符合數字經濟規律的新型業務體系，價值創造和傳遞活動由線性關聯的價值鏈、組織（企業）內部價值網絡轉變為開放價值生態。該類價值效益獲取難度大，通常只有真正轉型成功，突破數字化轉型網絡級階段，構建起數字企業（組織），才能更為順利地獲取業務轉變帶來的巨大新價值空間。

【Solution】

華為——智慧機場解決方案

痛點問題：我國機場旅客吞吐量基本保持10%以上的年增長，國際機場協會（ACI）預計到2040年，中國航空客運量將達到40億人次，占全球19%。在機場服務資源有限的情況下，迫切需要運用數字技術，加速機場智能升級，提升運營效率，創新用戶服務和體驗，保證機流、人流、貨流安全，促進高質量發展。

解決方案：深圳機場集團與華為基于“平臺+生態”的理念，運用多種關鍵數字技術構建“未來機場數字化平臺”，推進智慧機場建設（如圖6所示）。一是繪制運行一張圖，讓運行更順暢。對各運行環節進行數字化改造，打造機場運控“智能中樞”，實現機坪管制、空管塔臺、運行指揮等的高效協同。通過機位資源智能分配，使機場每天1000余架次航班可在1分鐘內完成機位分配，每年有上百萬旅客不再需要通過擺渡車登機。通過地服系統、保障節點采集系統、機場協同決策系統（A—CDM）等系統有效聯動，利用大數據精確預測航班延誤。二是編制安全一張網，讓安全更可靠。通過模塊化安防專用數據機房、大容量的安防云存儲、數字化高清視頻改造，建成智能安防管控系統，形成統一監管、分級監控的整體安全管控體系。如基于視頻拼接及3D融合等技術，通過視頻智能分析平臺，實現安全隱患的主動預測；飛行區圍界系統智能告警秒級聯動；航站樓離港平臺車流統計分析準確率達到95%以上，公共區道路實現7×24小時不間斷自動巡視。三是打造服務一條線，讓服務更便捷。通過全鏈條數字化改造，推進全流程無感自助服務，實現刷臉自助安檢驗證、行李全流程跟蹤、“五合一”通關、智能交通精準推動等服務創新，國內登機口自助設備覆蓋率100%，自助值機比例超過80%，安檢通行效率提升60%。

圖6　華為智慧機場解決方案架構

取得成效：機場運營效率和旅客服務創新能力大幅提升，2020年，深圳機場旅客吞吐量進入全球前五，航班起降位列全國第三；貨運業務首次進入全球前二十，平均航班放行正常率超過92%，創下連續29個月航班放行正常率超80%的紀錄；民航電子臨時乘機證明推廣至全國234個民用機場，機位資源智能分配項目被國際航空運輸協會發布并推廣。

（五）數字化轉型能給企業生產運營優化帶來哪些價值？

在生產運營優化方面，數字化轉型可帶來的價值效益主要體現為效率提升、成本降低、質量提高等方面。

效率提升。企業（組織）通過數字化轉型，一方面，可以推動數據流動，減少信息不對稱，提高資源優化配置效率，使得進一步細化分工成為可能，提高規模化效率，提升單位時間內價值產出；另一方面，通過應用新一代信息技術，實現用戶個性化需求的快速響應，增強個性化定制能力，以信息技術賦能多樣化效率提升，提高單位用戶的價值產出等。

成本降低。企業（組織）通過數字化轉型，推動產品創新從試驗驗證到模擬擇優，降低創新試錯和研發成本；加強人、機、料、法、環等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和動態優化，降低單位產品的生產成本；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減少由于人、財、物等資源浪費和無效占用所帶來的管理成本；優化交易的搜尋和達成過程，降低產品／服務的搜索成本和交易成本等。

質量提高。企業（組織）通過數字化轉型，優化改進產品／服務設計、工藝（過程）設計等，提高產品和服務質量，穩定提供滿足客戶需求的產品和服務；實現生產／服務質量全過程在線動態監控和實時優化，提升質量穩定性，降低質量損失；實現對采購及供應商協作全過程在線動態監控和實時優化，提升供應鏈質量管理水平；實現（新一代）信息技術和質量管理深度融合，將質量管理由事后檢驗變為按需、動態、實時全面質量管理，全面提升質量管控和優化水平。

【Case】

成都飛機工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通過數字化轉型逐步打造具有“動態感知—實施分析—自主決策—精準執行”特征的智能化制造模式，大幅提升生產效率，通過建設飛機大型結構數字化車間和飛機大部件智能裝配車間，裝備利用率達到90%以上，加工效率提升30%，設備操作人員減少67%。

【Solution】

1．華龍迅達——木星工業互聯網平臺解決方案

痛點問題：某公司是國內鋰電設備龍頭企業，生產經營中存在一系列難點，一是生產工藝復雜且工序繁多，生產設備整線管控范圍大，缺乏支持全過程集成式運營管理，企業整體生產運營效率不高；二是設備及生產過程數據難以實時采集，大量數據未能得到合理高效利用，數據支撐決策、驅動運營作用不明顯；三是設備智能化水平不高，生產人員技能參差不齊，導致均質生產能力和產品質量水平不穩定。

解決方案：通過應用木星工業互聯網平臺解決方案，搭建基于信息物理系統（CPS）的鋰電設備數字化運營管理工業互聯網平臺，用“數據驅動”有效提升生產綜合管理和企業運營體系的服務與監管能力，幫助該企業實現鋰電池生產智能化升級。首先，利用木星數據采集平臺技術采集“人機料法環”各類數據，并通過機器寶強大的邊緣計算能力，對采集數據進行預處理。在數據上云之前，按照預先設定的規則和算法，從數據綜合應用的角度，對采集的數據進行預判和評估，自動過濾無效或無意義數據，將有價值的數據傳輸上云，提高物聯網處理的效率。其次，為多維度全方位管控鋰電池從原輔料、參數、過程、工藝、質量、批次、在線、離線、人員、狀態等信息，優化生產管理，通過木星數據孿生技術對數據進行建模仿真與大數據分析，實現在線預測、預警產品質量問題，以實時動態的方式反映生產進度狀態、原材料消耗狀態、設備運行狀態、生產產能狀態，以可視化報警的方式提示異常現象，為企業生產提供數據驅動基礎，實現感知數據的實時分析和使用。最后，基于物聯網和移動互聯搭建的“人”和“物”全面互聯，通過云計算和大數據實現無處不在的分析服務，支撐企業全面建立以數據為驅動的運營與管理模式，提高均質生產能力和產品質量水平，以數據驅動企業運營的管理決策優化，進一步擴大產品產能（如圖7所示）。

取得成效：實現了對鋰電池生產全過程的實時動態跟蹤與回溯，挖掘生產過程數據隱藏的“改善源”及解決方案，實現流程自動化、少人化，工藝過程管控分析從結果導向逐步轉向全過程管控，以及生產過程智能化升級，生產周期縮短26%、產量增加21%、產品良率提高17%、人員減少31%。

圖7　基于CPS的鋰電設備數字化運營管理工業互聯網平臺

2．盤古信息——IMS數字化智能制造系統

痛點問題：某電子制造企業主要從事印制電路板（PCB）、汽車電子、機器人／智能設備、液晶模組及其他電子零配件等的生產制造業務，伴隨著業務高速發展，生產過程面臨一系列痛點難點，一是同時面對超過數百家客戶和供應商，訂單及物料標識規范及信息共享困難，在制品多，精準追溯和防錯管理手段缺乏；二是人工管理產品工藝和計劃排程，生產進度缺乏實時數據，生產調度難度高，交期難以保障；三是SMT貼片等生產線平均換線8~10次／天，生產效率低下，且極易用錯物料；四是設備通信能力較低，人工確認程序，參數或數據采集，易錯且效率低；五是人員管理、異常管理、標準作業管理等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解決方案：通過應用盤古信息IMS數字化智能制造系統解決方案，一是通過IOT物聯平臺，實現設備通訊和管理，實時獲取設備程序、參數等相關數據，進行有效防錯、數據采集和異常管理等；二是通過門戶打通供應鏈上下游的信息交互窗口，規范物料信息標識共享，針對生產組織模式進行WMS智能倉儲管理，優化倉儲管理流程，取消線邊倉，提高入庫、庫內管理、配送、盤點等效率；三是通過基于交付節點的有限資源排程，進行4M（人機物法）齊套分析并鎖定，實時獲取生產進度，取消車間中間倉，實現準時化拉動供料，并通過實時生產數據智能分析報表系統，為營運決策提供依據；四是制造執行系統（MES）自定義工藝路線和管控點，對生產過程中進行4M防錯，實時監控生產狀態，結合數據優化算法，提供最優智能轉產方案；五是企業資源計劃系統（ERP）、MES、WMS等系統實現信息互聯，將工單、產品、工藝、人員、設備、物料、質量、維修等信息等進行防錯、綁定和關聯，實現精準追溯和防呆；六是實現人員資質管理、上崗管理、績效管理，設備點檢、保養、備品備件管理，作業指導書統一編制、審核、下發及使用，異常報工及實時處理等功能（如圖8所示）。

取得成效：一是縮短前置時間（LT），提高生產綜合效率23%，全年新創產值近億元；二是降低自購料庫存30%，減少在制品近6000萬元；三是優化70%共用料重復出入庫等作業，降低計劃管理工作量60%以上；四是通過流程優化和信息化手段，直接人力降低28%，節省人工成本1630萬元／年。

圖8　IMS數字化智能制造系統解決方案架構

（六）數字化轉型能給企業產品／服務創新帶來哪些價值？

在產品／服務創新方面，數字化轉型能帶來的價值效益主要體現為新技術／新產品、服務延伸與增值、主營業務增長等方面。

新技術／新產品。一方面，通過新一代信息技術和產業技術融合創新，研制和應用新技術，開發和運營知識產權，創造新的市場機會和價值空間；另一方面，通過催生具有感知、交互、決策、優化等功能的智能產品（群）和高體驗產品或服務，提升用戶體驗，提高單位產品／服務的價值，開發智能產品群的生態價值。

服務延伸與增值。企業（組織）通過數字化轉型，一方面，依托智能產品沿著產品／服務生命周期和供應鏈／產業鏈提供遠程運維、健康管理、在線運營外包等延伸服務，將一次性產品／服務交付獲取價值轉變為多次服務交易獲取價值；另一方面，擴展賣方信貸、總承包、全場景服務等基于原有產品的增值服務內容，提升產品市場競爭力和價值空間。

主營業務增長。企業（組織）通過數字化轉型，一方面，推動主營業務效率提升，從依靠技術專業化分工提升規模化效率轉變為依靠新一代信息技術賦能提升多樣化效率，持續強化主營業務核心競爭力，實現主營業務增長；另一方面，推動主營業務模式創新，依托數據要素的可復制、可共享和無限供給屬性，實現邊際效益持續遞增，在此基礎上不斷創新網絡化協同、大規模個性化定制等業務模式，提升柔性適應市場變化的能力，逐步提高市場占有率，實現主營業務增長。

【Case】

工程機械行業通過采集、分析、挖掘設備數據信息，為客戶提供一系列增值服務，持續提升客戶體驗、拓展價值空間。例如，卡特彼勒公司（Caterpillar）基于Uptake開發的設備聯網和分析系統，采集設備的各類數據信息，聯網監控，分析預測設備可能發生的故障，實現了300多萬臺運轉設備的統一管控。徐工集團基于漢云工業互聯網平臺，為每一臺設備做數字畫像，將可能損壞的零部件進行提前更換，使設備故障率降低一半。

【Solution】

用友——YonBIP制造云設備后服務

痛點問題：某企業主要從事節能環保裝備、交通運輸裝備、通信裝備等生產制造業務，隨著通用設備制造業競爭日趨激烈，亟須加快從單一的“賣產品”到集工程總承包、合同能源管理、服務托管等于一體的服務型制造模式轉變，以實現企業可持續發展。

解決方案：依托用友YonBIP制造云設備后服務，基于公有云SaaS服務模式搭建起智慧運維管理平臺（如圖9所示），連接企業的管理者、服務點的服務工程師和客戶等多個角色，以后服務市場為主要場景，以售出設備為主要管理對象，通過對現場安裝交付、IoT物聯服務、運行數據監視、售后服務等實現設備的全方位閉環管理及數據沉淀，幫助企業提高服務質量、提升服務效率。一是通過安裝服務，實現設備出廠后的發運，現場安裝作業計劃、安裝工單全流程管理。二是通過IoT物聯服務，將邊緣側的設備，通過有線或無線網絡接入IoT云平臺，提供穩定可靠的遠程設備采集設，在線實時監測設備狀態。三是通過售后服務，提供對售后服務的統一管理，實現在線報修、派工、接單、維修和驗收的閉環服務；提供配件調撥管理、配件定價和配件更換管理；提供知識庫、包括設備維修、保養、巡檢的標準流程和規范，實現對設備實用知識、運維經驗的沉淀利用。四是提供多種交互模式，管理者通過數字看板可概覽全局，移動App便于服務人員隨時記錄服務過程，便捷的微信小程序方便客戶及時上報，多方溝通順暢。

圖9　基于用友YonBIP制造云設備后服務的智慧運維管理平臺

取得成效：基于該解決方案實施，支撐以設備為中心的全生命周期服務創新，加速從“賣產品”向“賣服務”轉型。依托智慧運維平臺實現20 000多臺設備上云，覆蓋全國40多個服務點和450多個服務工程師，日單量超過60張，工程師服務效率提升30%，決策效率提升10%，服務成本降低10%，服務及時率提升20%，打造形成“智能服務”新名片。

（七）數字化轉型能給企業業態轉變帶來哪些價值？

在業態轉變方面，數字化轉型可帶來的價值效益主要體現為用戶／生態合作伙伴連接與賦能、數字新業務和綠色可持續發展等方面。

用戶／生態合作伙伴連接與賦能。一方面，基于平臺賦能，將用戶、員工、供應商、經銷商、服務商等利益相關者轉化為增量價值的創造者，不斷增強用戶黏性，利用“長尾效應”滿足用戶的碎片化、個性化、場景化需求，創造增量價值；另一方面，依托價值網絡外部性快速擴大價值空間邊界，不斷做大市場容量，實現價值持續增值以及價值效益的指數級增長。

數字新業務。企業（組織）通過數字化轉型，能夠將數字資源、數字知識、數字能力等進行模塊化封裝并轉化為服務，實現內外部數據價值的開發和資產化運營，形成數據驅動的信息生產、信息服務新業態，將企業（組織）高技術投入生產產生的沉沒成本轉化為具有高邊際收益的數字市場價值，不僅為企業（組織）帶來可持續的增量價值，還能夠全面盤活存量價值。

綠色可持續發展。企業（組織）通過數字化轉型，將以物質經濟為主的業務體系轉變為以數字經濟為主的業務體系，從依靠物質產品規模化轉變為實現數據、信息、知識服務的個性化和差異化，提升節能、環保、綠色、低碳管控水平，支持構建綠色可持續的數字產業生態，降低資源過度消耗，減少環境污染和生態損害，大幅提升資源利用率，推動形成綠色、低碳、可持續的發展方式。隨著資源環境剛性約束日益增強，綠色可持續發展將成為全社會和用戶關注的焦點，也成為企業（組織）優化、創新和重構價值體系的核心導向。

【Case】

海爾集團公司在數字化轉型中全面推進“人單合一”模式，打造共創共贏生態圈，使得海爾集團公司從一家電子公司轉變為一個創業平臺，員工在與客戶深度接觸的過程中不斷發現創業機會。目前，海爾集團公司創業平臺聚集了超過2400多個創業項目，200多個創業小微、3800多個節點小微和122萬個微店，已有超過100個小微年營收過億元，為全社會超過190萬人提供了工作機會。

【Solution】

數碼大方——CAXA智能家居設計平臺

痛點問題：某企業擁有國際化家居產品制造基地，以整體櫥柜為龍頭，帶動相關產業發展，包括全屋定制、衣柜、衛浴、木門、墻飾壁紙、廚房電器、寢具等，形成了多元化產業格局。伴隨著個性化、定制化需求日益突出，家居家裝行業市場端、消費端和工廠端、設計端都發生了很大變化，導致該企業發展過程中在標準化和非標個性化之間難以平衡，出現設計難、成交難、報價難，設計與生產不統一，施工流程不可控等諸多問題，難以快速動態響應的市場需求。

解決方案：基于數碼大方在研發設計領域具有成熟的產品、研發技術，以及成熟的工業云平臺開發經驗，該企業面向全產業鏈構建統一的CAXA智能家居設計平臺（如圖10所示）。一是支持智能設計。定制開發家居行業三維設計軟件，整合和規范設計資源、產品譜系，形成方案模板，引入產品智能設計、方案優選等，提升設計效率。二是支持快速下單。通過交互體驗、方案展示，吸引客戶快速獲得訂單，并實現一鍵生成下單CAD圖、以及與生產環節的數據對接。三是推進數據貫通。設計為制造提供準確數據，優化制造的業務流程，提升制造的質量和效率。基于Web的協同設計平臺與CAXA協同管理平臺對接，進行設計過程的審簽、版本管理、文件瀏覽、零件分類管理等。

圖10　CAXA智能家居設計平臺應用

取得成效：一是依托平臺廣泛連接產業鏈上下游，在超過5000多個門店應用，每日在線工程師達2萬多人，日均3D場景渲染達10萬張，打通了櫥衣木衛全品類設計制造，支持多個品牌和銷售渠道。二是實現設計、銷售、報價、出圖、下單、后端審單、訂單合同、生產對接和發貨安裝全流程貫通，降低門店人員的設計與報價經驗門檻，顯著提高銷售和接單能力，門店設計師設計到下單總時間減半，技審時間下降到70%，技審人數減少50%，訂單工藝錯誤下降70%，整體運行效率提升50%以上，每年減少直接成本2000萬元。

 

（八）數據要素在企業轉型中主要能發揮什么作用？

A1數據要素在企業（組織）轉型中主要發揮的作用有三個層次：一是作為信息媒介。通過構建信息網絡推動基于數據的信息透明和對稱，可提升企業（組織）綜合集成水平，提高全社會資源的綜合配置效率。二是作為信用媒介。隨著區塊鏈等技術的發展，數據也已成為一種新的信用媒介，通過構建信用網絡推動基于數據的價值在線交換，可大幅提升企業（組織）價值創造和傳遞能力，提高全社會資源的綜合利用水平。三是作為創新媒介。用數據科學重新定義生產機理，數據模型成為知識經驗和技能的新載體，尤其是以數據模型承載不確定性知識技能，通過模塊化、數字化封裝和平臺化部署，支持社會化按需共享和利用，通過基于數據模型的自學習、跨界學習、網絡化學習和生態化共創等，極大地提升創新能力，縮短創新周期，賦能新技術、新產品、新模式、新業態蓬勃發展，提高全社會資源的綜合開發潛能。

【Case】

國家電網有限公司在電價持續降低、經營壓力巨大的嚴峻形勢下，深挖數據資源價值和潛力，以數字化改造提升傳統業務、促進產業升級，開拓能源數字經濟這一巨大藍海市場。在數據基礎建設方面，建立跨部門、跨專業、跨領域的一體化數據資源體系，強化數據分級分類管理，建立最小化的數據共享負面清單，推動數據規范授權、融匯貫通、靈活獲取，實現“一次錄入、共享應用”。挖掘數據信息媒介作用，在新型冠狀肺炎疫情期間，首創“企業復工電力指數”，及時準確反映各行業復工復產情況，為各級政府科學決策提供數據支撐。挖掘數據信用媒介作用，積極拓展電力大數據征信服務，利用企業用電數據，積極開展信貸反欺詐、授信輔助、貸后預警等方面的數據分析與應用，破解金融機構對中小微企業“不敢貸”“不愿貸”的難題，17家省公司及國網電商公司與金融機構簽署戰略合作協議，促成了935家中小微企業融資33.8億元。挖掘數據創新媒介作用，依托能源工業云網，整合各類數據資源，通過共性數據、服務的抽象提煉，沉淀整合核心業務共性內容，支持業務運營和創新，工業云網建設實現39個核心應用落地，有效支撐各類設備的智能精益管理、源網荷儲友好互動、訂單拉動供應鏈協同、智能家居負荷調控等業務場景。

A2數據要素在企業（組織）轉型中發揮的作用主要體現為：以數據要素重構傳統要素體系，通過數據應用，將數據要素融入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等傳統生產要素，實現生產要素價值提升、資源優化以及對生產要素產生替代效應，為企業（組織）創造新的價值。

——王晨　清華大學

【Note】

數據要素的價值不是數據本身，而是與基于商業實踐的算法、模型聚合在一起，通過數據應用以如下三種方式創造價值：一是價值鏈拓展，通過數據要素賦能與跨域數據綜合利用，提升傳統單一要素的生產效率和價值創造渠道。例如，對于農機制造商，基于農機聯網，實現不同農機作業數據的融合，構建智慧農機系統，將提升機械本身的價值。如果能夠將農機數據與氣象、種子等外部數據資源有效融合，構建起精益農業服務，將大大擴展農業工程機械本身的商業價值外延與社會效益。二是資源優化，提升傳統生產要素之間資源配置的效率。例如，采用智能優化調度，面向復雜的計劃編排和調度任務，在大量約束條件的前提下，以最優化為目標，動態地、合理地進行優化安排，提高生產效率。三是投入替代，替代傳統要素的投入和功能，通過投入要素優化激活傳統要素，改變產品及商業模型，實現傳統生產要素的降低。例如，通過智能能源監控與管理，可及時發現能源消耗異常，定位潛在的節能點，提升企業精細化能源管理水平，減少產品能耗，在降低成本的同時，實現企業綠色生產。

（九）數字能力賦能價值獲取的典型模式有哪些？

按照企業（組織）調用數字能力賦能業務轉型和業態轉變的方式不同，可分為四種模式：一是價值點復用模式。推動能力節點的模塊化、數字化和平臺化，支持各類業務按需調用和靈活使用能力，大幅提高能力節點對應價值點的重復獲取，實現價值的增值。二是價值鏈整合模式。推動能力節點之間沿著業務鏈、供應鏈、價值鏈等流程化協調聯動，賦能相關業務實現流程化動態集成、協同和優化，實現供應鏈、價值鏈各相關價值環節的價值動態整合和整體效益提升。三是價值網絡多樣化創新模式。推動能力節點之間構建、運行和自適應優化基于價值流的能力網絡，賦能網絡化業務模式的創新和發展，大幅提升業務網絡化、多樣化創新發展的能力和水平，從而實現基于價值網絡的價值多樣化獲取和創新價值創造。四是價值生態開放共創模式。推動能力節點之間構建、運行和自學習優化基于價值流的能力生態，賦能社會化、泛在化、按需供給的業務生態共建、共創和共享，顯著提升業務智能化、集群化、生態化發展能力和水平，培育壯大數字業務等新業態，從而與合作伙伴共創、共享生態化價值。

【Note】

區別于工業經濟基于封閉技術體系構建的封閉價值獲取體系，基于能力的價值獲取體系是基于能力賦能構建的開放價值生態體系，賦能業務創新轉型和業態轉變，實現價值效益共創和共享。

一是價值點復用模式。價值點是由單個孤立價值點以散點形式存在的價值模式。基于能力節點的價值點復用模式，推動能力節點的模塊化、數字化和平臺化，支持各類業務按需調用和靈活使用能力，以新型能力賦能業務輕量化、柔性化、社會化發展，通過業務的蓬勃發展、開放發展提升能力節點的調用率和復用率，從而大幅提高能力節點對應價值點的重復獲取，實現價值的增值。

二是價值鏈整合模式。價值鏈是基于上下游銜接的增值活動，將單個價值點串聯以實現價值鏈整合的價值模式。基于能力流的價值鏈整合模式，推動能力節點之間沿著業務鏈、供應鏈、價值鏈等構建形成基于價值流的能力流，實現能力節點之間的流程化協調聯動。以能力流賦能相關業務實現流程化動態集成、協同和優化，通過業務流程動態集成優化，實現供應鏈、價值鏈各相關價值環節的價值動態整合和整體效益提升。

三是價值網絡多樣化創新模式。價值網絡是基于價值點網絡化連接，實現價值多樣化創新的價值模式。基于能力網絡的價值網絡多樣化創新模式，推動能力節點之間構建、運行和自適應優化基于價值流的能力網絡，實現能力節點之間的網絡化動態協同。以能力網絡賦能網絡化業務模式的創新和發展，大幅提升業務網絡化、多樣化創新發展的能力和水平，從而實現基于價值網絡的價值多樣化獲取和創新價值創造。

四是價值生態開放共創模式。價值生態是基于生態合作伙伴之間價值點生態化連接，實現價值的開放生態共建、共創、共享的價值模式。基于能力生態的價值生態開放共創模式，推動能力節點之間構建、運行和自學習優化基于價值流的能力生態，實現生態合作伙伴能力節點之間的在線認知協同。以能力生態賦能社會化、泛在化、按需供給的業務生態共建、共創和共享，顯著提升業務智能化、集群化、生態化發展能力和水平，培育壯大數字業務等新業態，從而與合作伙伴共創、共享生態化價值。

【Case】

1．價值點復用模式

中國長安汽車集團有限公司通過互聯網平臺，實現“六國九地”24小時不間斷的研發，通過反復調用數字化研發、設計、仿真、試驗、驗證能力，有力地支撐重點領域正向研發體系建立，研制周期縮短30%，研發質量大幅提升，產品市場競爭力顯著增強。

2．價值鏈整合模式

青島紅領制衣有限公司將指標識別、定制版型、配套包裝等環節標準化、模塊化，形成各環節服務能力節點，以數據驅動，通過能力節點協同，實現西服全程個性化定制，提高了供應鏈、價值鏈各相關價值環節的價值動態整合和整體效益，西服從定制到發貨僅需七天時間。

3．價值網絡多樣化創新模式

海爾集團公司“人單合一”模式，將企業供應鏈管理能力、生產運營能力平臺化，海爾員工變成了上千個自主經營體，通過每個經營體的能力與平臺能力進行網絡化連接，快速擴大價值空間邊界，不斷做大市場容量，實現價值持續增值以及價值效益的指數級增長。

4．價值生態開放共創模式

深圳市騰訊計算機系統有限公司以技術、營銷、數據開發、用戶服務等能力賦能為基礎，構建涵蓋電商、本地生活、生鮮、物流等領域的價值生態，致力于實現與合作伙伴生態化價值效益的共創共享。

（十）當前我國企業數字化轉型總體處于什么水平？

企業數字化發展由低到高大致將經歷五個發展階段，分別為規范級、場景級、流程級、平臺級和生態級。萬余家企業數字化轉型診斷數據顯示，2020年我國企業數字化轉型整體處于探索期，全國超過80%的企業仍處于場景級以下階段，主要在關鍵業務活動方面開展了數字化技術手段的應用，提升業務活動運行規范性和資源配置效率；實現流程級的業務集成優化、要素互聯互通的企業占比不超過15%，極少數企業實現了整個企業內以及企業之間全要素、全過程互聯互通和動態按需配置。企業雖然應用新一代信息技術開展了系列創新工作，但多數企業尚未形成數字時代核心競爭能力，在產品創新、運營管控、用戶服務、生態共建、員工賦能、數據開發等方面的數字能力均有很大提升空間，亟待增強。

【Note】

“無法度量就無法管理”，為支持企業量化分析數字轉型的現狀，明確轉型方向、目標、重點和路徑，參照國際標準ITU-T Y.4906《產業數字化轉型評估框架》以及團體標準T/AIITRE 10001《數字化轉型　參考架構》研制形成的企業數字化轉型診斷體系，已部署在線上診斷服務平臺（www.dlttx.com/zhenduan），從數字化轉型“往哪兒走”“做什么”“怎么做”“結果如何”等方面，為企業提供在線診斷對標服務。萬余家企業診斷數據分析結果表明，2020年我國企業數字化轉型整體處于探索期，其重要原因之一是企業雖然應用新一代信息技術開展了系列創新工作，但多數企業尚未形成數字能力體系，在產品創新、運營管控、用戶服務、生態共建、員工賦能、數據開發等方面的能力還不足以支持推動模式、業態等全方位、深層次的數字化轉型變革。如表1所示，2020年具備并行協同研發能力的企業比例約為30%，具備一體化運營管理能力的企業比例不足20%，具備客戶服務快速響應能力的企業比例不足30%，具備供應鏈協同能力的企業比例不足15%。

表1　企業數字化轉型相關指標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