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數字化發展主要經歷了哪幾次概念變遷？

數字化發展主要經歷的概念變遷包括：數字轉換（digitization）、數字化（digitalization）、數字化轉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等。在電子數字計算機出現后不久，數字轉換（1954年）和數字化（1959年）就相繼出現了。數字轉換，也有人稱之為計算機化，是指利用數字技術將信息由模擬格式轉化為數字格式的過程。數字化是指數字技術應用到業務流程中并幫助企業（組織）實現管理優化的過程，主要聚焦于數字技術對業務流程的集成優化和提升。數字化轉型最早在2012年由國際商業機器公司（IBM）提出，強調了應用數字技術重塑客戶價值主張和增強客戶交互與協作。我國政府自2017年以來已經連續四年將“數字經濟”寫入政府工作報告，并在“十四五”規劃綱要中提出“以數字化轉型整體驅動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變革”，數字化轉型從企業（組織）層面上升為國家戰略。

【Note】

20世紀四五十年代，以ENIAC、EDVAC為代表的電子數字計算機登上歷史舞臺并且大放異彩，人們開始把利用數字技術將信息由模擬格式轉化為數字格式的這一過程稱為數字轉換。隨著數字技術應用開始整合到業務流程中并幫助企業（組織）實現管理優化，數字化的概念也在1959年出現，但最開始時它與數字轉換在含義上并未刻意區分。例如，在韋氏詞典中，對于數字轉換和數字化的解釋都是“將某個事物轉為數字格式的過程”（the process of converting something to digital form）。

在數字技術應用不斷深化的過程中，尤其是經歷了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的互聯網發展浪潮后，數字化的概念被大大擴展了。數字化開始更多地與數字轉換概念區分開來，數字化的含義從單點孤立的應用延伸到完整連貫的流程，更為強調數字技術對業務流程的集成優化和提升。不僅如此，人們意識到數字技術在經濟發展和企業（組織）經營中的關鍵作用。IBM于2012年提出數字化轉型的概念，強調了應用數字技術重塑客戶價值主張和增強客戶交互與協作。

【Case】

1．數字轉換：信息的模擬格式轉換為數字格式

1953年，通用電氣公司（GE）面臨全球125家分支機構超過40萬雇員的薪資處理問題，而為其提供審計服務的安達信會計師事務所的管理咨詢部（后發展為埃森哲）面對龐大的計算量，大膽引入當時仍不成熟的商用計算機成功完成項目。數字計算機替代了紙張和手工計算，實現了薪資數據的存儲計算，提高了計算任務的效率、準確度，以及數據交換便捷性。

2．數字化：ERP等企業管理軟件成為主流

在企業（組織）內的生產要素和生產活動已被大量數字轉換的基礎上，企業（組織）開始謀求對整個生產運營管理活動進行優化提升，以ERP（企業資源計劃）等為代表的企業管理軟件應運而生，支撐財務、采購、銷售、制造、供應鏈、風險與合規等一系列業務流程貫通，實現業務流程間的數據流動和業務集成。以國家能源集團的數字化實踐為例，集團構建以ERP系統為核心的智慧管理平臺，包含人力資源、財務、物資、設備、電子商務、資金管理、銷售管理、供應商管理等經營管控內容，可實時管理全集團約4萬個細化到班組的組織機構、29.6萬名員工、39.9萬個合作供應商、2665類所需物資，以及每年約190萬個采購及銷售訂單量、1000萬筆財務憑證、300萬張合并報表等數據信息，業務互通、數據共享的數字化管理模式初步形成。

3．數字化轉型：發現數字世界新價值

馬士基（Maersk）集團作為全球集裝箱運輸的“領頭羊”，將其在集裝箱物流領域占全球1/7的巨大業務體量的行業優勢與數字化相結合，構建基于區塊鏈的全球貿易數字化平臺，實現貨主、物流服務商、交易方和監管機構相關業務活動在線化，推動其從航運承運商全面轉型為一站式全球綜合物流服務商，逐步讓全球貿易數字化平臺成為未來全球集裝箱物流界的“水電煤”，進而推動全球航運生態的數字化轉型。

（二）信息化是什么？與數字化轉型的關系是什么？

信息化一詞最早是由日本學者梅棹忠夫（Tadao Umesao）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的，我國在《2006—2020年國家信息化發展戰略》中將信息化定義為：“信息化是充分利用信息技術，開發利用信息資源，促進信息交流和知識共享，提高經濟增長質量，推動經濟社會發展轉型的歷史進程。”信息化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是我國開展信息技術應用的代名詞，但廣義信息化與工業化一樣，本質上指的是工業化之后人類正在進入的新歷史進程。信息化的內涵和外延隨著信息技術的進步和應用深化還將不斷延伸和拓展。

數字化發展主要經歷了數字轉換（digitization）、數字化（digitalization）、數字化轉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等概念變遷。數字化轉型主要聚焦于應用數字技術重塑客戶價值主張、增強客戶交互與協作、構建業務新體系和發展新生態。數字技術是信息技術的重要組成部分，數字化發展是廣義信息化歷史進程的組成部分，因此，數字化轉型是信息化發展到新歷史進程的現階段重點和關鍵性要求。

【Note】

日本學者梅棹忠夫（Tadao Umesao）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信息化，并在80年代被轉譯到英文文獻中。我國早在1997年就對信息化展開討論，在首屆全國信息化工作會議中將信息化和國家信息化定義為“信息化是指培育、發展以智能化工具為代表的新的生產力并使之造福于社會的歷史過程。國家信息化就是在國家統一規劃和組織下，在農業、工業、科學技術、國防及社會生活各個方面應用現代信息技術，深入開發廣泛利用信息資源，加速實現國家現代化進程。”，并在2006年發布的《2006—2020年國家信息化發展戰略》中進一步擴充了信息化的定義：“信息化是充分利用信息技術，開發利用信息資源，促進信息交流和知識共享，提高經濟增長質量，推動經濟社會發展轉型的歷史進程。”

（三）兩化融合是什么？

兩化融合是信息化和工業化融合（integration of informat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III）的簡稱，是黨中央、國務院立足我國國情，在工業化尚未完成的前提下搶抓信息化發展先機，推進信息化和工業化兩大歷史進程協調融合發展作出的戰略部署，也是從黨的十七大到十九大一以貫之的國家戰略。長期實踐表明，兩化融合是新型工業化發展規律和中國國情相結合的科學之路、成功之路。

【Note】

工業化和信息化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兩大歷史進程。工業化發展進程以技術為核心驅動要素，主要使命是實現物質產品的大規模生產和消費。信息化發展進程則主要以數據（信息、知識）為核心驅動要素，主要使命是實現信息和知識的大規模生產和消費。從全球范圍來看，因基礎和條件差異，不同國家的工業化、信息化發展歷程不盡相同。總體來看，西方發達國家是在基本完成工業化后開始推進信息化的，信息化是在工業化成熟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此呈現出先工業化、后信息化的梯度發展格局。我國是在工業化未完成時就迎來了信息化發展浪潮，因此走的是一條工業化和信息化同步發展的新型道路。

推進兩化融合是黨中央、國務院立足我國國情，作出的一項長期性、戰略性部署。我國在新中國成立后提出要實現工業化，趕超發達國家。改革開放后，面臨發達國家正在實現信息化的新形勢，我國是繼續先實現工業化、再實現信息化，還是在實現工業化的同時推進信息化，這是一個重大戰略決策問題。隨著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社會各界日益認識到信息技術引領的時代潮流不可阻擋，必須在大力推進工業化的同時，同步推動信息化的發展，二者互為助力，加速經濟社會發展。黨的十五大首次將信息化提升到國家戰略高度，黨的十六大提出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走新型工業化的道路，黨的十七大正式提出大力推進信息化和工業化融合，黨的十八大又進一步提出推進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做好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這篇大文章。黨的十九大報告進一步提出加快建設制造強國，加快發展先進制造業，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這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立足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作出的重大戰略部署，與黨的十七大提出的兩化融合、黨的十八大提出的兩化深度融合一脈相承，是新時代背景下兩化融合的新目標、新內容、新要求，標志著兩化融合邁入新階段。

在全球產業進入存量競爭的時代背景下，我國探索的兩化融合是一條基于中國特色、中國實踐開辟出來的經濟增量發展新路徑，是一條發達國家紛紛實施“再工業化”戰略條件下，發展中國家搶占國際競爭制高點的可行路徑，也是一條在全球資源、能源、環境約束日益剛性的前提下，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創新路徑。

（四）數字化轉型是什么？

數字化轉型的核心要義是要將適應物質經濟的發展方式轉變為適應數字經濟的發展方式。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國際工程科技大會上的主旨演講中指出：“未來幾十年，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將同人類社會發展形成歷史性交匯……信息技術成為率先滲透到經濟社會生活各領域的先導技術，將促進以物質生產、物質服務為主的經濟發展模式向以信息生產、信息服務為主的經濟發展模式轉變，世界正在進入以信息產業為主導的新經濟發展時期。”

T/AIITRE 10001《數字化轉型　參考架構》將數字化轉型定義為：“順應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趨勢，不斷深化應用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新一代信息技術，激發數據要素創新驅動潛能，打造提升信息時代生存和發展能力，加速業務優化升級和創新轉型，改造提升傳統動能，培育發展新動能，創造、傳遞并獲取新價值，實現轉型升級和創新發展的過程。”

（五）企業數字化轉型與傳統的企業信息化區別是什么？

企業數字化轉型是以企業轉型升級和創新發展為主要目標，主要側重于以數字技術為引領打造數字新能力，推動傳統業務創新變革，構建數字時代新商業模式，開辟數字經濟新價值和發展新空間。而傳統的企業信息化則是以業務管理的規范化和優化為主要目標，主要側重于以數字技術為支撐優化提升其業務流程和企業管理。

【Note】

數字化發展主要經歷了數字轉換（digitization）、數字化（digitalization）、數字化轉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數字轉換是指利用數字技術將信息由模擬格式轉化為數字格式的過程。數字化是指數字技術應用到業務流程中并幫助企業實現管理優化的過程，主要聚焦于數字技術對業務流程的集成優化和提升。數字化轉型主要聚焦于應用數字技術重塑客戶價值主張、增強客戶交互和協作、構建業務新體系和發展新生態。

傳統的企業信息化主要涵蓋企業數字轉換和數字化發展階段，如圖1所示；而企業數字化轉型是在新一代信息技術賦能下，覆蓋企業全要素、全過程、全員的系統性、體系性、生態化創新變革過程，其發展理念、戰略目標、主要任務和推進策略等都與傳統的企業信息化之間存在明顯區別。

 

圖1　數字化發展相關概念與傳統的企業信息化概念關系示意圖

 

（六）數字化轉型與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的關系是什么？

數字化轉型的核心要義是發展方式的轉變，主要聚焦于推動傳統業務體系創新變革，形成數字時代新商業模式，開辟數字化發展新空間，創造數字經濟新價值。數字化轉型主要發生在網絡化、智能化發展階段，是一個以數字化為基礎，主要創新和變革伴隨網絡化、智能化不斷演進的螺旋式發展過程。

【Note】

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等不同發展階段的主要任務和方法路徑存在不同要求，商業模式與轉型價值成效也存在顯著差異。“數字化”階段主要聚焦于利用數字技術實現企業（組織）內部資源綜合配置優化和業務流程集成優化。“網絡化”階段主要聚焦于通過人、機、物的開放互聯，實現跨企業（組織）資源和能力的社會化動態共享和協同利用。“智能化”階段主要聚焦于利用數字孿生、人工智能等實現全社會人與人、人與物、物與物的智能交互與賦能，支持全要素、全過程、全場景資源、能力和服務的按需精準供給。

“數字化”達到一定程度時，“網絡化”發展才能夠取得實質進展。資源和能力網絡化連接達到足夠的復雜度，自組織、智能決策的技術和產業投入回報價值才會進一步凸顯，“智能化”才會步入全面發展的快車道。因此，一定程度的數字化是數字化轉型的前提，而數字化轉型主要發生在網絡化、智能化發展階段。數字化發展的相關概念與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的關系見圖2。

 

圖2　數字化發展相關概念與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關系示意圖

 

（七）數字化轉型給經濟發展方式帶來的最大變革是什么？

數字化轉型給經濟發展方式帶來的最大變革是，經濟增長的主導邏輯與方式將發生根本性轉變，基于數字技術賦能作用獲取多樣化發展效率的范圍經濟發展方式將成為產業組織的主導邏輯，逐步取代基于工業技術專業分工取得規模化發展效率的規模經濟發展方式。

【Note】

規模經濟（economy of scale）一般是指通過擴大生產規模帶來平均成本下降、效益增加的經濟現象，其主要成因包括專業化分工、高效專用設備、大批量生產等因素。以物質經濟為代表的規模經濟，其發展方式的核心邏輯是以物理產品作為價值載體，本質追求是高效率、低成本，通過工業技術專業化分工，術業有專攻，不斷降低技術難度，提升生產效率，實現規模化擴張，大幅降低單個產品的成本，從而在生產決定消費的價值鏈中獲取競爭優勢和規模化發展效益。

范圍經濟（economy of scope）則是針對關聯產品（服務）生產而言的，通常是指企業通過擴大經營范圍，增加產品（服務）種類，生產兩種或兩種以上的產品（服務）而引起的單位成本降低、經濟效益提高的經濟現象。范圍經濟的成因主要包括生產技術裝備功能多樣化、研發成果擴散效應、無形資產充分利用等因素。以數字經濟為代表的范圍經濟，其發展方式的核心邏輯則是以數字內容服務作為主要價值載體，本質追求是創新創意、用戶體驗、高質量等，通過數字技術等新一代信息技術賦能，激活數據要素創新創造潛能，大幅降低專業服務的門檻和跨界融合的難度，支持按照用戶需求動態、開放組織生產協同供給的多樣化創新模式蓬勃發展，從而在需求決定供給的價值網絡中獲取競爭合作優勢和多樣化發展效益。

在物質經濟時代，市場環境相對穩定，生產者在供需關系中占據主導位置，企業典型的發展方式是圍繞特定物質產品形成穩定的業務體系，并通過基于工業技術的專業化分工獲取規模化發展效率，實現降低成本、提高利潤、獲取效益增長。鋼鐵、汽車、輕工、建材等眾多行業均具有典型的規模經濟效應。在市場需求相對充足的條件下，規模經濟具有很大優勢，產品（服務）單位成本通過擴大生產規模，可以達到非常低的水平。

但隨著競爭的加劇，市場將加速從增量階段步入存量階段，企業需要開辟新的價值空間才能實現持續發展。進入數字經濟時代，數字生產力、價值共創共享生態關系成為變革新趨勢，日益顯現出強大的增長動力。為了應對愈加復雜的不確定性環境，數字時代的范圍經濟發展方式逐步成為產業組織的主導邏輯。越來越多的企業，通過運用數字技術，激活數據要素潛能，打造平臺化生態，強化用戶連接與交互，加快發展新產品、新技術、新模式、新業態，提高多樣化發展效率，充分發揮用戶及生態合作伙伴連接帶來的“長尾效應”，不斷創造增量價值，開辟新的價值空間。工業領域發展個性化定制、網絡化協同、服務型制造、全生命周期管理、電子商務、共享經濟等新模式新業態，都是追求范圍經濟的表現。此外，互聯網產業、數字文化創意產業等均具有典型范圍經濟性。

 

（八）數字化轉型的關鍵驅動要素是什么？

農業經濟時代，家庭是主要經濟單元，資源匯聚的主導要素是土地，經驗技能的承載、傳播和使用主要靠勞動力。工業經濟時代，尤其是其發展的中后期，支持大工業生產的企業是主要經濟單元，資源匯聚的主導要素是資本，經驗技能的承載、傳播和使用主要靠技術。數字經濟時代，響應不確定性需求形成的動態、開放組織生態以及相關的個人或團隊是主要經濟單元，數據成為資源匯聚的主導要素，經驗技能（尤其是不確定性部分）的承載、傳播和使用主要靠人工智能。數據要素不僅可以直接轉化為現實生產力，而且能夠放大其他生產要素的潛力，優化要素投入結構，是驅動數字化轉型、實現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的關鍵要素。

【Note】

2020年3月30日發布的《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明確將數據作為新型生產要素，列為比肩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之外的“第五要素”。

從農業經濟、工業經濟再到數字經濟歷次轉型的典型歷史事件中我們可以看到關鍵驅動要素的變遷。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典型歷史事件是圈地運動，充分說明了農民對土地要素的嚴重依賴，以及資本主義國家對土地生產要素的瘋狂掠奪。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典型歷史事件是德國科技制度創新和美國福特生產模式，以德國、美國等為代表的國家構建了完善、專業的技術創新體系，積累了大量的科技人才。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典型歷史事件是納斯達克助力科技企業騰飛，納斯達克資本市場以及風險資本投資等一系列金融資本與產業的無縫對接模式，成為美國經濟快速發展的核心驅動力。進入數字經濟時代，已經出現了一些典型事件，如以互聯網公司為代表的數字經濟體迅速崛起，數字貨幣作為傳統金融體系的替代品出現，數據主權、跨境數據流動成為國際政治的新議題等，都說明數據已經成為驅動轉型的關鍵要素。

從企業層面來說，我國企業也經歷了幾次大轉型（圖3）。第一次轉型的觸發點是我國改革開放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我國企業從資源壟斷經營轉向開放市場競爭，土地、勞動力等要素紛紛投向高增長性業務，產業逐漸實現規模化發展。第二次轉型的觸發點是深度參與經濟全球化競爭，依靠全球性資本投入以及科學技術的引進、消化和再創新，形成具有較強市場競爭力的核心業務，產業規模化和核心競爭力逐漸增強。當前這一輪轉型的觸發點是我國強國建設和國際形勢深刻變化，依托數據要素強流動性和傳播零邊際成本，能夠有效打通產業鏈供應鏈，加速產業數字化轉型發展，培育壯大數字新業務，構建生態化發展模式，重構和定義產業發展新規則，實現換道超車。

 

圖3　我國企業轉型歷程及驅動要素變遷

（九）數字化轉型的階段特征及成功標志是什么？

A根據數字化發展演進規律、數字能力建設和數據要素作用發揮的層級，企業（組織）數字化發展（轉型）由低到高大致將經歷五個發展階段（如圖4所示），分別為規范級、場景級、流程級、平臺級和生態級。數字化轉型成功的標志是成為數據驅動型企業（組織），即達到平臺級階段，是指在全企業（組織）范圍內以及企業（組織）之間，通過核心能力的數字化、模型化、模塊化和平臺化，推動企業（組織）內及企業（組織）之間全要素、全過程互聯互通和動態按需配置，企業（組織）發展方式實現從傳統職能驅動、技能驅動、流程驅動轉變為數據驅動。

【Note】

規范級：企業（組織）運行以職能驅動為主，應用（信息）數字技術開展局部職能范圍內數據的獲取、開發和利用，支持和優化主營業務范圍內的生產經營管理活動，但尚未有效建成主營業務范圍內關鍵業務數字化柔性運行的數字能力，也尚未實現基于數字化的業務創新。

場景級：企業（組織）運行以技能驅動為主，主要圍繞特定場景、特定目標，應用（新一代）信息技術實現了關鍵業務數據的獲取、開發和利用，發揮數據作為信息媒介的作用，解決關鍵業務領域的信息透明問題，提升關鍵業務的資源配置效率，建成支持主營業務優化的場景級能力，形成了（新一代）信息技術手段和工具支持下的關鍵業務數字化、柔性化運行模式。

流程級：企業（組織）運行以流程驅動為主，基于企業層面主要業務流程數據的獲取、開發和利用，發揮數據作為信息媒介的作用，解決跨部門、跨業務環節的企業級信息透明問題，提升主要業務流程的集成融合水平和資源配置效率，建成支持主營業務集成融合的流程級能力，在企業（組織）關鍵業務均實現數字化的基礎上，沿著縱向管控、價值鏈和產品生命周期等維度實現了主要業務環節的全面集成融合和柔性響應。

平臺級：企業（組織）運行以數據驅動為主，基于整個企業（組織）范圍內以及企業（組織）之間數據的獲取、開發和利用，發揮數據作為信息媒介和信用媒介的作用，解決整個企業（組織）以及企業（組織）之間信息透明問題，并基于數據實現價值網絡化在線交換，提升價值網絡化創造能力和整個企業（組織）資源柔性配置和綜合利用水平，基于主要或關鍵業務在線化運行、核心能力模塊化封裝和共享應用等，實現了網絡化協同、服務化延伸、個性化定制等業務模式創新。

生態級：企業（組織）運行以智能驅動為主，基于生態圈數據的智能獲取、開發和利用，發揮數據作為信息媒介、信用媒介和創新媒介的作用，解決生態圈信息透明問題，并基于數據實現價值智能化在線共創和共享，發揮生態圈創新潛能，提升生態圈價值智能化創造能力和資源綜合利用水平，形成了以數字業務為核心的新型業態，數字業務成為企業（組織）主營業務的重要組成部分。

圖4　數字化發展相關概念與數字化五個發展階段對應關系

數字化轉型成功的標志是成為數據驅動型企業（組織），即達到平臺級階段，具體來說有以下五個方面要求：

戰略方面。打造基于大數據平臺的內外部資源動態匹配、業務按需協同和智能產品群、產品全生命周期、產品全價值鏈等多維服務按需提供的業務場景，構建和形成基于平臺級能力的價值網絡多樣化創新模式，獲取價值鏈／產業鏈整體的成本、效率、質量、產品和服務創新、用戶連接與賦能等方面的價值效益和競爭合作優勢，通過滿足用戶個性化、全周期、全維度需求擴大價值創造空間。

能力方面。完成支持企業（組織）以及企業（組織）之間柔性運轉、全局優化的平臺級能力的建設，實現能力的數字化模型化、模塊化和平臺化，能夠在整個企業（組織）范圍內乃至企業（組織）之間進行按需共享和應用。

技術方面。建設支撐數據驅動型企業（組織）的系統集成架構，業務基礎資源和能力實現平臺化部署，支持按需調用，OT網絡與IT網絡實現協議互通和網絡互聯，基于企業（組織）內以及企業（組織）之間全要素、全過程數據在線自動采集、交換和動態集成共享，建設和應用企業（組織）級數字孿生模型。

管理方面。管理方式為數據驅動型，實現覆蓋整個企業（組織）以及企業（組織）之間的自組織管理。建立企業（組織）級數字化治理領導機制和協調機制，形成數據驅動型的企業（組織）治理體系，實現數據、技術、流程和組織等四要素的平臺化協同、動態優化和互動創新。

業務方面。基于主要或關鍵業務在線化運行、核心能力模塊化封裝和共享應用等，實現網絡化協同、服務化延伸、個性化定制等業務模式創新。

（十）數字能力是什么？

數字經濟時代，企業（組織）為應對內外部環境和條件的快速變化，所開展的創新變革活動不僅僅是數字技術的引入，也不僅僅是流程再造和組織管理優化，而是要通過整合所有相關的資源和條件，將其轉化為可響應不確定性的新型能力，并以新型能力賦能商業模式創新，構建業務新體系，形成發展新生態。數字能力就是數字經濟時代企業（組織）的新型能力，也是數字化生存和發展的能力，是企業（組織）深化應用數字技術，靈活配置與整合內外部資源和條件，加速創新轉型，不斷創造新價值的綜合素養。不能將數字能力簡單理解為企業（組織）能力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而是運用數字技術對企業（組織）能力進行改造、提升乃至重構，所形成的新型能力。伴隨著數字化轉型的深入推進，未來企業（組織）的能力都將轉變為數字能力，企業（組織）能力體系也將演變升級為數字能力體系。

【Note】

為有效破解企業數字化轉型難題，國際國內知名機構都在積極關注和探索新型能力建設。高德納（Gartner）公司作為ERP概念的提出者，于2019年提出了企業業務能力（enterprise business capability，EBC）的概念，并預測：“到2023年，將有40%的大型企業使用EBC戰略”，未來將從ERP走向EBC。國際知名架構組織the Open Group 2018年發布的《The TOGAF ？ Standard, Version 9.2》中明確提出業務能力（business capability）的概念，認為定義業務能力和能力模型是實現轉型發展的有效方法。從關注業務轉向關注能力轉變，將是企業（組織）獲取數字經濟時代競爭合作新優勢的關鍵策略。

通過對兩化融合管理體系貫標企業打造的10 000余項能力進行分析發現，我國企業關注的能力內涵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企業核心能力體系不斷變遷。例如，研發創新方面更加關注基于客戶需求的快速定制研發能力、研發設計制造服務一體化能力以及在線異地協同研發能力等，運營管控方面更加關注基于用戶訂單的柔性生產能力、資源共享和協同運營能力等，用戶服務方面更加關注遠程診斷與服務能力、客戶互動與敏捷服務能力、全生命周期全場景服務能力等。

（十一）“中臺”是什么？

“中臺”概念提出以來，出現了“數據中臺”“技術中臺”“業務中臺”等不同提法，但是主要都在為技術人員，尤其是內部技術人員所用，中臺的社會化賦能作用尚未充分發揮。究其本質，中臺應是一個能力平臺，利用新一代信息技術實現能力的數字化、模塊化和平臺化，向下賦能企業（組織）內外部資源按需配置，向上賦能以用戶體驗為中心的業務輕量化、協同化、社會化發展，大幅降低業務活動的專業門檻，推動業務活動“傻瓜化”，支持服務按需供給，推動企業（組織）快速低成本地開展多樣化創新，提升應對不確定性的自適應能力和水平。

【Note】

羅蘭·貝格（Roland Berger）將中臺定義為兩類：業務中臺和數據中臺。業務中臺的本質是為了更好地固化及沉淀企業（組織）的核心能力，并以中臺集群的方式為核心競爭能力的優化與進化賦能。數據中臺的本質在于數據的整合、共享及深度分析，為前臺的決策賦能。但過于細分中臺概念，把中臺與業務和技術過于綁定，無益于推動中臺作為能力平臺的社會化應用，不如進一步解耦能力與業務，通過推動數字能力建設和平臺化應用，為企業（組織）內外部業務人員以及相關人員賦能，既可推動傳統業務優化，亦可支持業務創新和變革。

1．中臺能做什么

傳統信息化建設思路是針對某個具體業務，開發對應的軟件系統，并借軟件系統將流程固化下來，這意味著系統對業務的支持將滯后于實際需求變化，甚至限制了業務轉變。隨著市場環境變化，消費者需求日漸多元，這種孤立分割的建設思路愈發成為企業（組織）快速響應和創新的阻礙。中臺通過將企業（組織）核心競爭力抽象和固化，使其脫離某個固定的流程或場景，能夠靈活調用，充分地支持業務服務輕量化、協同化、社會化發展和按需供給。同時，能力與具體業務解耦后可以減少重復建設，并不受業務場景限制，可更有效地進行迭代優化，促進企業（組織）內外部資源按需配置，最終實現賦能企業（組織）快速低成本地開展多樣化創新的效果。

2．誰做了中臺，效果怎樣

從知名芬蘭游戲公司超級細胞（Supercell）的案例中我們可以一窺中臺如何有效支持企業（組織）進行創新。游戲開發是一項充滿不確定性的復雜任務，為了縮短游戲開發周期，快速找到市場機會并獲得成功，Supercell設置了精干、小規模且數量眾多的游戲開發團隊，從而盡可能在短時間內對多個方向進行嘗試。為此，Supercell建立了強大的技術平臺來支持其游戲開發業務。由于輕量化的開發團隊規模小而數量多，因而不可能給每個團隊配置完整獨立的技術團隊和系統工具。又因為開發周期短，需要及時響應每個團隊的需求。這些因素使得Supercell技術平臺必須將各游戲開發團隊的共性需求統一抽象出來，針對這些共性建設能力模塊，以平臺化的方式提供給各團隊使用。

自2010年成立起，Supercell已經發布了5款全球熱門游戲，業績超過了大部分游戲公司。2019年，Supercell的總收入為15.6億美元，和全球游戲巨頭育碧娛樂軟件公司（Ubisoft Entertainment）基本持平，且后者員工數量近15 000人，而Supercell的員工只有323人，這意味著Supercell的年人均產值達到了178萬美元。讓員工都能夠專注于工作中最核心的內容，而將重復的復雜工作隱藏在后端，這正是中臺理念的源頭。

另一個廣受關注的中臺實踐是阿里巴巴集團的中臺建設，這里只舉其數據中臺實踐。在阿里巴巴的業務快速增長時，產生的海量數據也對其數據存儲產生了巨大壓力。在此背景下，阿里巴巴于2012年建立了淘寶消費者信息庫，把淘寶、天貓、1688、高德等多個業務線的用戶數據實現了全貫通。通過對大量多維度數據的利用，阿里巴巴獲得了豐厚的收益，例如依靠數據的自動化投放策略，廣告業務收入提升了數倍。在認識到中臺帶來的成效后，2015年12月7日，時任阿里巴巴集團首席執行官（CEO）的張勇通過一封內部信正式提出了“中臺”戰略。

3．如何建設中臺，中臺建設的條件

盡管中臺展示出了無可爭辯的效用，但不是所有企業（組織）都適合中臺。根據中臺的特點，我們可以發現企業（組織）建設中臺往往需要有以下基礎：

（1）有足夠系統建設積累。中臺建設對系統架構設計和工程開發能力提出了更高的挑戰，沒有足夠的信息系統建設經驗難以勝任，在沒有學會標準動作前貿然嘗試變化和創新反而會面臨更大風險。

（2）有共性業務需求。在Supercell和阿里巴巴的案例中都可看到，中臺重要的作用是減少數字化重復建設，消除冗余投入，倘若企業（組織）業務線簡單，并無重復建設情況，就不必把問題復雜化進行中臺建設。

（3）有中臺運營能力。中臺的一大優勢在于加快能力不斷沉淀和迭代優化，這意味著中臺需要與業務一起不斷變化和更新。如果企業（組織）不具備對中臺實現持續運營的能力，則中臺也將無法發揮效果。

中臺和其他的工具一樣，都是為了實現企業（組織）的實際需要而發展出的應用，并不是保證企業（組織）競爭力和增長的萬能藥。實際上，提出中臺戰略的阿里巴巴CEO張勇也在2020年12月表示要將中臺變薄，因為“盡管阿里有很強的中臺，有很多現成的基礎資源，但對于還處在起步階段的業務，去找中臺要資源，效率不夠高”。處在業務高速發展階段的企業（組織），面對更大的不確定性，更注重于顛覆式創新，找到和抽象出共性能力的難度更大，對能力重復建設的容忍度也較高。可見中臺建設與否與組織所處的階段也息息相關，要真正建好和用好中臺，需要企業（組織）全面構建起“以價值為導向、以能力為主線、以數據為驅動”的數字化轉型運營體系，構建起能夠獨立運轉的能力單元，讓中臺真正發揮出作為“作戰體系中樞”的作用。